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西藏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初探

                                成都杨振之来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亮

                                北京杨振之来也旅游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旅游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旅游业在为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的同时，游客与雪域高原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及与当地居民的纠纷也随之而来。

   在人类学学者眼中，旅游活动本身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经济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过程。在人口流动较大的时代，游客的观光与参与对目的地的自然和人文生态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游客看似短暂的游乐行为，在持续的作用下，却对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印记，并且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流动着的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已是一种常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目的地居民新环境的组成部分，如何适应这样的变化，已经成为困扰当地居民和从业者的一个难题。而从游客的角度，如何看待异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差异，则直接影响着游客对目的地的态度和行为。生态人类学注重环境和文化的互动，上述的诸多问题其实已经涉及到了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因此在解决雪域高原旅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时，研究者应该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能够借鉴的线索。

   自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德开创文化生态理论以来，马文·哈里斯、拉帕波特、格尔茨等人类学家都致力于探索人与环境之间这一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的命题。随着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问题的重视，以及人类学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生态人类学在理论研究上和实践应用中都受到不断重视和加强，已成为“当代人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学说之一”。而且生态人类学与西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智慧有着天然的耦合关系。

   一、运用生态伦理调适游客与目的地居民的关系

   罗尔斯顿(Rolston,1975)认为，人既对生态系统中动物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也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义务，这就是人类价值之所在。在西藏的旅游资源中，生态旅游资源异常丰富。但是，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极为脆弱，高寒草地(甸)是西藏自治区的主要植被类型，一旦遭到破坏，将极难恢复。然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也使旅游生态平衡的稳定状态面临挑战。如游客们对虫草、藏药、濒危野生动植物制品和纪念品的消费需求增加，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对此类资源的开发，从而增加了保持当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难度。

   生态伦理的思想“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察地球的生命结构的方式出现的，是探求一种把所有地球上活着的有机体描述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观点”。其基本主张是“人类中心主义”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藏族在适应环境的同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这种意识又通过藏传佛教的宣扬和约束成为了每个藏族人的行为习惯，比如：用牛粪作燃料、游牧牧场的选择和轮作、丧葬习俗等。这在本质上是协调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其中也折射出藏族人从对大自然关怀到处理人际关系的慈悲情怀之间的转移。在旅游开发中，这样的行为习惯既是一种吸引力因素，也是当地居民处理与游客关系的道德准则。比如：一般藏族人不喜欢被游客或者其他人称作“藏民”，因为在藏语里“藏民”含有轻蔑的含义；在平时忌讳别人用手摸头顶，也不得跨越法器和火盆；转寺庙和玛尼堆时应该顺时针从左向右转等等。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旅游目的地不仅是一个供游客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也是个人——自然——社会三者融为一体的文化空间和社会场所。在这个空间内，每个人都只是自然的一分子，各个地区的文化在价值上应该是平等的。游客对异文化的憧憬向往，是出游的主要动因，同时也是游客和当地居民和谐相处的基础。以平和的态度对待生态环境，以宽容的目光来看待异文化，应该成为每个旅游者和旅游从业者的共识。通过建立完善的解说系统，来宣传旅游生态伦理道德的知识和标准，并通过必要的奖惩制度来规范社会个体的行为。那么，来藏的游客、旅游从业者、当地居民都能从主客位的视角交互思考，彼此之间的矛盾就能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热情好客的态度、和谐美满的社区又会成为西藏旅游良好形象的有力支撑。

   二、以“前台帷幕后台”的开发模式实现保护文化核心主体

   在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中，文化的核心是指那些和生计活动与经济安排有密切关联的特质的集合，包括那些与经济安排有决定性关系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文化模式。因此在社区的文化中，最有价值和最值得珍藏的应该是文化的核心，但同时核心也是文化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魅力的那一部分。为了减缓旅游开发带来的对文化中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价值观等属于文化核心内容的冲击，四川大学中国休闲与旅游研究中心杨振之教授在美国人类学家马康纳的“前台”、“后台”的理论基础上，以美国对印第安人文化的保护与丽江古城和成都东郊洛带古镇的开发为例进行分析比较，形成了一种处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矛盾的新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规划者在舞台化的“前台”和保护性的空间“后台”之间创造性的设置了一个缓冲区“帷幕”，而这道幕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保护区域，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碰撞在时间上的延缓带和心理转换的让渡区。有了“帷幕”，西藏当地居民可以将类似于天葬等自身文化的核心完好的保护起来，并且在“前台”与外来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为藏民族的传统活动在族群内部继续发挥其社会和文化的效能提供了一个持续传承的舞台，并且文化的内核在其中能够受到较少的冲击，文化延续的“小生境”得以保存，文化的承载者也能比较主动的选择自身文化的变迁方向。同时这道“帷幕”也是衡量游客是否尊重藏族及其承载的藏文化，以及是否赞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一个筹码，在客观上可以看做检验游客道德水平的标尺。这样的开发模式既保证了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有效的抑制了旅游发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一模式不仅有效地调和了西藏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解决了发展旅游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冲突，为西藏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支撑。

   三、结语

   生态人类学的知识促进了人们对旅游业新的认识，并突出了藏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信仰体系、亲属结构等地方性知识在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民族旅游开发中的绿色“净土”范式。因此，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就应该注重反思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摒弃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陈腐观念，以当地民族主体性为出发点，在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同时，探讨生态、经济与文化更加健康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